2015年夏，某电商公司的股东因理念分歧，无法继续共同经营。并且，控股股东J公司与创始人股东均拟收购对方股权，股权转让协商陷入僵局。标的涉及人民币2亿元。

我们接受创始人委托代表其与控股股东谈判。经过20天奋战，数度进退，最终扭转乾坤，使创始人以极其合理的对价取得对方股权，实现了其根本目标。本团队亦从此成为该公司法律顾问。

项目亮点：

● 知己知彼，细致的事先调查是成功的前提。

● 进退有度，谈判人员、布局、节奏的合理灵活设定是成功的保障。

（1）增加3类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种类

在《消法》规定的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4类商品基础上，《办法》新增了3类商品：拆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瑕疵的商品。但《办法》对此设置了前提条件，即：在购买时经消费者确认，可以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销售者应当在商品销售必经流程中设置显著的确认程序，供消费者对单次购买行为进行确认。

（2）界定商品完好的标准

《办法》第八条明确，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

（3）七日无理由退货具体规则

① 退货时间。七日期间自消费者签收商品的次日开始起算。

②赠品处理。退货时应一并退回赠品，如赠品不能一并退回，经营者可要求消费者按照事先标明的赠品价格支付赠品价款。

③退货价款。以消费者实际支出的价款为准。套装或者满减等优惠活动中的部分商品退货，导致不能再享受优惠的，根据购买时各商品价格进行结算，多退少补。

实务中，类似事件并不鲜见。此类事件涉及到继承法和公司法两个领域的问题。

股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权利，既具有财产属性，又具有身份属性。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和立法旨意，继承人应当可以继承对于股权中的财产权利（即自益权）。至于股权中的身份权利（所谓共益权）是否可以继承，根据《公司法》第75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在公司章程没有另行规定的情况下，合法继承人应该可以继承。

有观点认为，依据《公司法》第75条前半段规定继承股东资格的情形，应当经其他股东同意。但目前普遍的司法实务观点是：无需比照《公司法》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规定，获得公司过半数股东的同意（例如，（2009）沪一中民五（商）终字第7号等等）。

可见，在公司章程对股权继承未作规定的情况下，公司对于股东继承人进入股东会，完全没有说“不”的余地。特别是在大股东身故、或者有多名继承人等情况下，容易发生争议，且对公司未来的经营方向和稳定性带来很多不可测因素。

因此，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股权继承，特别是股东资格的继承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建议公司章程在设计相关条款时，留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明确规定股东资格是否可以继承，如果可以继承，则可考虑设定一定的前置条件。比如，不希望因继承人的加入破坏公司的“人合性”的，可以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仅继承该股东生前所持股权对应的财产价值。或者也可以有条件地允许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例如可以规定，股东死亡的情形，其合法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其二，明确规定被继承的股权价值的确定方法和程序。例如，股权价值按出资额、净资产、或者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计算等等。

其三，程序性规定，包括此种情形股权转让的通知及回复的期限、方式、逾期不回复的后果等等。

最后，如同文首案中李某妻子那样，有时对于身故股东的生前职务能否继承也会发生争议。因此，建议在章程中明确规定继承人并不当然继承身故股东的生前职务，应当由公司权力机构按照章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确定。

        尽管该案判决被媒体称之为“伟大的判决”，但若就此认为商品化权益在司法实务中已被完全认可，似乎过于乐观了。

        该案判决书体现的裁判逻辑大致是：认定《民法通则》第99条及《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的姓名权构成商标法第32条规定的“在先权利”，从而认定商标的注册损害他人在先姓名权，违反商标法第32条规定不应获得注册。但法官似乎考虑到《民法通则》等规定的姓名权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排除了其经济属性，因此，通过援引《广告法》等，详细论证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自然人将其姓名进行商业化利用”获得经济利益，从而打通姓名权与《商标法》第32条规定的“在先权利”的衔接问题。这实际上是对《民法通则》的姓名权作了扩张。

        2017年1月10日最高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在肯定商标法规定的“在先权利”包括“其他应予保护的合法权益”的同时，明确了满足三个条件的，即①具有一定的知名度，②如果相关公众认为该特定名称指代该自然人，③该自然人名称与该自然人之间已建立稳定的对应关系（注意，不同于商评委的“唯一”对应标准），法院应当认定系争商标损害了该自然人的姓名权。因此，商标授权确权案件中，涉及名人姓名案件的保护规则和条件应该说比较明确了。

        但值得玩味的是，法官在该判决最后的裁判依据部分，指出“依据……，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判决如下：……”。前述司法解释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在商品经营中使用的自然人的姓名，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姓名’。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自然人的笔名、艺名等，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姓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将“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规定为不正当手段。因此，根据对特定时期相关司法机关实务的研究，在某些案件中，不选择姓名权à商标法的“在先权利”这条路径，而是直接从反不正当竞争法入手有时也是一条可行的思路。

        除了姓名的“商品化权”以外，实务中，作品名称和角色名称的商品化权益能否被认定为“在先权利”也备受瞩目。纵观近几年的案例，并无统一观点。例如，上海一中院的“蜡笔小新”再审判决，北京一中院关于“TEAM BEATLES添·甲虫” 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件的判决，以及北京高院 “邦德007 BOND”商标案判决、“功夫熊猫KUNGFUPANDA”案件判决，均支持在一定条件下电影名称或人物形象及其名称作为“在先权利”得到保护。但是，在某体育公司申请注册“黑子的篮球”商标引发的诉讼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当该作品名称及角色名称尚不能构成法定的在先权利时，就不可能存在在先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来阻止这种商标注册行为”，将2001年《商标法》第41条第1款中“其他不正当手段”的情形和《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作为保护相关作品名称的依据。

        不过，前述最高院新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明确规定作品名称、角色名称在满足①具有较高知名度，②将其作为商标使用在相关商品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其经过权利人的许可或者与权利人存在特定联系时，相关作品名称、角色名称构成在先权益。

        但是，从前述不同判决体现的实务观点分歧，以及上述新司法解释发布后，最高院在新闻发布会上所强调的，“对于作品名称、角色名称的保护要慎重把握‘度’的问题……据了解，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目前对涉及此类问题的案件有事先报备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也会以适当方式对此类案件予以关注”来看，对于作品名称和角色名称的在先权益认定，不应太乐观。相关权利人在处理涉及作品名称和角色名称的相关案件时，应当注意司法机关的判断规则和趋势的变化，从适当的角度提起诉讼或者应诉。

所谓“三期”指孕期、产期、哺乳期，不少女职工以《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7条为依据，要求公司不得降低工资。然而，事实上，“三期”期间，尽管需要给予女职工一定特殊保障，但由于女职工确实无法提供正常劳动，因此，相关法律法规对“三期”相关待遇分别作了特别规定。

以下对“三期”待遇相关规定进行类型化梳理。

首先，第一种类型是待遇规定较为明确、统一的，包括产检假、保胎假、产假。具体如下：

其次，第二种类型是各地规定不完全一致，且实务操作中存在一定争议的，包括“产前假”和“哺乳假”。大致情况如下：